我覺得世間一切問題，無論是文化的、社會的、政治的、經濟的……都是人的問題。因為有了人，才有這許多問題，除了人，就一無所有。儒家的“為政在人”，“其人存則其政舉，其人亡則其政息”，只說明政治問題以人為主；佛教則直捷了當以“人”為宇宙的中心，這恐怕是一個透徹的道理。我們再看西洋哲學，從蘇格拉底到黑格爾，通常被稱為正統哲學，其思想的共同傾向，乃是人本主義。人本的說法，固然不必盡同於佛，但“人”決定一切問題的原則，則是古今中外一切大思想家所公認的。

一切問題既然決定于人，人生問題當然是一切問題的核心，就是說，由於人生問題解答的不同可以直接間接改變其它一切問題的看法。譬如“五四”前後，因為若干留學生的崇拜歐化，我國傳統的文化幾乎通被抹煞。現在抗戰的炮火，緊逼著名流學者們不能不承認我國原來對於人生問題的答案，傳統文化的各部門也跟著被提出來重行沽價。其它問題，皆可類推。

講到人生問題，真是一個非常複雜嚴重而值得畢生用力的事情。我們自生下地來，一直到老到死，短短的幾十年當中，除穿衣吃飯睡眠以外，其餘的時間，統被是非榮辱、得失苦樂，以及種種打算計較所支配，而結果則無論貴賤貧窮、智愚賢不肖，無非是“一杯黃土掩風流”!人究竟應該怎樣做呢?決定了怎樣做，究竟有什麼意義?什麼好處呢?其複雜、嚴重，而值得我們畢生用力者在此。

其實人一長成，有了相當的知識，不管上智下愚，乃至乞丐流氓，腦筋裡總有一個人生觀。當然大部分是非常模糊的，但確是人們一切行為的原動力。人如果沒有這個原動力，思想上就陷於極度的彷徨苦悶，行為即無所依據，他非自殺不可。一個人假如能夠明明白白地決定應該怎樣做人。則其思想便有統緒(也就是信仰)，行為便有力量。孟子所謂“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大丈夫，是從這裡做出來的。我相信他——大丈夫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、有意義的。

孔子教弟子“入則孝，出則悌，謹而信，泛愛眾而親仁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”。這就是儒家的做人之道。其餘類似的教條很多，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?怎麼會這樣做呢?這樣做了有什麼好處?不這樣做又有什麼不好呢?孔子似乎並沒有多講，孟子也只說到“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”，“仁之端也”等一類道理，似乎還未能完全解除人們的疑惑，而使大家以決定那樣做人的態度為滿足。所以戰國末年，神仙修煉的法術大興，秦皇漢武做了皇帝，還想求不死藥，長生不老。

固然，“長生不老”不可能，秦皇漢武的求不死藥實在足一種迷信，但確是古往今來，人類感情上一種共同的強烈的要求。有許多自以為通達的人，把這種迷信的形成歸罪於佛教，其實大錯特錯。現在講佛教與人生的關係，不妨從這裡說下去。

所謂迷信，大概可以分成兩種：一種是求靈性的永生，一種足求現世或來生的福佑，都是我國原始的宗教，即在其它國家裡，也普遍地流行的。記得我出家以前，在上海參加過一個外國人的宗教小團體，會員有英國的上海駐軍副司令，法國的教授，丹麥的工程師，挪威的船長和牧師，美國的大老闆，中國人只有我一個。團體的名稱叫HeaUng  Group，每星期三下午二時開會一次。人一到齊，會長——那個副司令虔誠地點起三支印度線香，在門口窗前桌椅下面各處揮過之後，插在桌子底下，他坐在桌子的一端，拿出一根長約三丈的銀絲，把中間一節給坐在桌子那一端的副會長——那個美國大老闆握著，他自己又把銀絲的兩頭系在左右腕上。我們也用兩手捏住面前的銀絲，於是起立唱讚美詩，文句和耶穌教所用的差不多，結末不是AMEN而足長瀆OUM三個音，據說是印度教的辦法，那倒比“阿門”來得肅穆莊嚴。唱完，會長懇切地宣佈病人的住址和姓名畢，大家合目危坐，心想病人約二十分鐘，再起立唱讚美詩，算是做完了“功課”，然後散坐討論關於神學上的問題。他們說，大家捏著銀絲心想病人的時候，各人的精神團結在一塊，天使就拿去送給病人，助之速愈。這第一先要承認有不死的天使，第二還要相信神力可以醫病。和我國一般人的信奉呂純陽、濟公活佛、關帝，毫無兩樣，實在足一樁值得研究的問題。

我以為這都是發動于人類求生的欲望，因為自古至今，從來沒有不死的人，短短幾十年，偶一回想，真如石火電光一閃即過，假定不足醉生夢死的人，一定會發生惆悵與恐怖，因此而有求長生的希圖。同時天地間的事情，千變萬化，人們所希望的，不見得都能夠達到目的，就算能達到目的，也必一定經過許多曲折困難與痛苦，所謂“不如意事常八九”，的確足經驗之談。並且有許多事實上的阻礙困難，不完全是人類的聰明才力所能避免與改善的，因此而有神的祈求。所以這種夾七夾八的迷信，無分古今中外，總是那麼流行著。上面所說儒家未能解除人們的疑惑者在此；道教雖然淺薄，“道家又作別論”而始終能攝取許多信眾者也在此。

釋迦出家，因為看見了生物的互相殘殺，和感于人事無常－－生老病死的苦痛，可以說完全為的足人生問題。可見他不因為生物的互相殘殺而消極退避，不因為人事無常而希圖長生或神的默佑。他根據其所觀感，進求所以然的道理，經過多年的深思明辨，終於在菩提樹下發見了生物互相殘殺和人事無常的原因。他以為生物的互相殘殺是可以消滅的，長生不死不可能，神的默佑總歸會使人們失望的，要想解除生老病死的痛苦，另有正路。於是他從此振作起來，慈悲無畏，到處說法，想替人們永遠解除心頭的迷惑，而循著一個正確的目標，活潑地做人。

他說宇宙間的萬事萬物，念念遷變，莫有一刻停留，自然沒有一事一物能夠常存不壞，所以無常是宇宙的實相。無常之故，由於緣生，就是說一切東西是許多因(如種子)，與緣(如日光空氣水土)和合而成的，因緣千差萬別，而為之主者則是吾人的心識。譬如一支粉筆，雖然借鉛粉的因與人工膠水相緣而成，但假定沒有人們的心識，縱使存在，誰會發見他，利用他?一樁東西不能被發見、被利用，根本等於不存在，其餘的一切皆可類推。道理其實很簡單，所以佛家承認人為宇宙之中心，而心識又為吾人的中心，那末世間的一切問題，應該決之於吾心了。

一切問題既然決之於吾心，而心理狀態，事實上並不簡單，最重要的是“執著”。執著即不免為己自私，於是為著私欲的滿足或不能滿足其私欲，對父母可以不孝，對長上可以不忠，其餘種種殘敗德行的事情，皆從此而起，此世之所以膠膠擾擾，互相虐殺而無已也。欲破執著，首先要瞭解那個宇宙的實相——無常，既知無常，則對於一切不必要的追求，自然看得淡些，應該那樣做的事，或者就會順著事理那樣做去，則自然入孝出悌，謹信親仁，而堂堂正正地做像一個人。又緣生須受因果律的支配，因果迴圈，絲毫不爽，“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”，確是不移的定理。所以一個人除非自甘墮落，非積極向上為人不可，這就可以激發道德行為的開，展，則佛教的確可以補充儒家之所不及，而助之建立正確的人生觀。

因果不爽故，“善惡無門，惟人自召”，則做了惡事求神保佑，縱使有那種貪贓枉法的神，也一點沒有辦法。反之，縱使有那種嫉賢害能的神，也不能取消我們應該享受的福報。所以求神默佑，實在太不合理。又心相續故，業力不滅；業力不滅故，生命不斷“相似相續”，生命既不斷，則不用更求長生。況且那許多想求長生的人，是迷信修煉形體可以蛻變出一個永生的靈性來，這也無論如何講不通的，所以說是迷信。我們如果把這兩種迷信破除了，立身行事，自作主張，同時常常體驗宇宙的實相，則一切是非榮辱、得失苦樂，  自然不會擾我精神，慢慢可以達到孔子所謂“絕四”——毋意毋必毋固毋我——的境界，則生機活潑，“上下與天地同流”，也就是佛教所謂斷執的境界。《莊子》說：“是其塵垢秕糠，將猶陶鑄堯舜”，人生至此，或者可以建立崇高的人格、偉大的德性。以之治國，則旋乾轉坤，登斯民于衽席；以之教人，則循循善誘，率天下而同風。就是經商作工，也決不至於成為賤丈夫，在陣營裡，我想他也一定非常勇敢的。

這樣說來，佛教的人生觀和儒家相傷佛，不過佛教以哲學為出發點，事事求其究竟；儒家處處以倫理為鵠的，只求事事得當。兩者相合，則澈上澈下，圓滿無缺，而整個人生問題可以得到解決。人生問題解決了，個個人都有一個生活的目標，則社會決不致於像現在那麼混亂齷齪，從而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也可以得到正常的解決。但願每個人都懂得佛理!研究佛學!

(原載《覺有情》1942年第10卷第4、5期)